追忆中国在联合国上的一次“激情否决”

否决权的使用，归根到底是围绕着中、美、俄三个国家的战略协调和战略较量而展开的，已于2010年9月去世的凌青是新中国著名外交家。他曾在 1980年至1985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是中国对联合国事务较为熟悉的人之一。2004年、2005年间，他在香港、北 京等地参加会议时曾向笔者讲述了自己在联合国工作期间的一些经历和故事，其中包括1981年选举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的情况。这次 选举，虽然并非中国在安理会正式行使否决权，但仍是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及国际事务的一次典范。

候选人来自“黑非洲”

联合国秘书长是联合国秘书处的负责人，成都白癜风医学研究院附属医院每5年一个任期。它必须先经过安理会推荐，才能提交到联合国大会进行多数表决。而在推荐环节，5个常任理事国“同意或不反对”才能获得提名。

在实际操作中，还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做法。比如安理会在推举秘书长时秘密进行，且由轮值主席当场开票。如有两个以上候选人，安理会一般先进行“摸底投票”，由得票多且无常任理事国反对者获得提名。

按照惯例，联合国秘书长不能由常任理事国的国民出任，一般由比较中立的中小国家代表担任。

从1946年联合国成立到1981年，共有4任联合国秘书长，其中只有缅甸的吴丹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他3人分别来自挪威、瑞典、奥地利。他们在35年间任期24年。而吴丹也是因为瑞典的哈马舍尔德在1961年因飞机失事去世后，从副秘书长代理秘书长然后转正而来。

到1981年时，奥地利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已经担任了两届联合国秘书长，并且正在寻求连任。同时参加竞选的还有非洲统一组织推荐的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

据凌青回忆，萨利姆在非洲国家中很有声望。他还在上世纪60年代担任过驻中国兼朝鲜大使。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时，有一位非洲代表在现场带头跳舞庆祝，就是萨利姆。他后来在80年代回到坦桑尼亚出任外交部长，1984年成为总理。

1971年到1981年间，联合国进行过两次秘书长选举。成都白癜风医学研究院附属医院中国一般先支持发展中国家候选人，在两轮过后，转为对发达国家候选人支持。

凌青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即使支持发展中国家候选人，其他常任理事国不支持，也无法成功。此外，一些发达国家也是中国的朋友，比如瓦尔德海姆对中国也很友好。1976年周恩来去世时，正是他主张在联合国降旗志哀，并发表了周恩来“没有一分存款”、“没有一个孩子”的演讲。

对于1981年的这次选举，凌青的想法是：萨利姆是中国的老朋友，又是非洲政界的重要人物。他参选不仅代表个人，也代表非洲。毛泽东曾讲过，是非洲国家把中国送进联合国，“如果中国只支持两次就转向，显得我们只是想敷衍一下非洲国家，态度不够真诚，不够朋友。”

其次，虽然中国与瓦尔德海姆之间关系友好，可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长期由一个人担任，也不太妥当。

第三，联合国秘书长一职已经连续被西方发达国家担任，成都白癜风医学研究院附属医院既不合理、也不公平。中国是常任理事国中的发展中国家，如不站出来说话，恐怕也会失去人心。

当时美国支持瓦尔德海姆。

凌青回忆说，当时他听说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谈判并不顺利。他的另一个想法是，选举中如果双方动用否决权相持不下，很可能出现新的候选人，而且他一定也来自第三世界国家。

这一建议经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内部讨论后，较终得到了外交部的批准。北京还对如何参与选举做出了具体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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